微塑料造成的环境污染是当前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之一, 工业源是微塑料的重要排放来源之一. 本研究着眼于工业废水中微塑料污染问题, 调研太湖流域重点行业工业废水中微塑料的分布特征. 结果显示, 太湖流域重点工业行业 (印染、化工、电镀行业) 中微塑料平均丰度为236.5~1348.0 items/L, 各类行业的微塑料主要以纤维状、尺寸小于1 mm的聚对苯甲酸乙二醇酯、聚丙烯和聚乙烯为主. 污水处理厂混合废水中微塑料平均丰度为84.2 items/L, 微塑料形状分布均匀, 以尺寸小于1 mm的聚丙烯和聚对苯甲酸乙二醇酯为主. 混合废水和工业废水在微塑料组成上有统计学上的相似性, 其实际关联性较弱. 印染和化工废水的微塑料风险为极度危险, 电镀和混合废水的微塑料风险为危险, 亟需重视工业废水中的微塑料污染问题.

微塑料和抗生素这两种新污染物已成为当今研究的热点, 从多个中英文数据库收集了我国水体中微塑料和抗生素的丰度、种类等数据, 系统阐述了微塑料和抗生素的分布特征、吸附机制及对生物的危害. 结果显示, 水库中微塑料丰度最高 (4.70~27.5 个/L, 平均12.08 个/L), 其次为河流 (平均8.83 个/L), 湖泊最低 (平均6.19 个/L). 河流中抗生素平均浓度达102.93 ng/L, 高于湖泊 (平均34.37 ng/L) 和水库 (平均43.91 ng/L). 范德华力普遍存在于微塑料与抗生素分子之间, 极性较大的微塑料更容易与抗生素形成氢键和静电作用, 含特殊官能团的微塑料可形成π-π相互作用. 老化使微塑料表面暴露更多的含氧官能团, 显著提升吸附量. 微塑料-抗生素复合物被生物摄入后, 可在器官发生积累效应, 抑制生长, 长期胁迫还会改变生物结构并增加抗性基因传播. 建议严格管控排放源, 推广生物可降解塑料的使用, 完善塑料回收体系, 并加强真实环境中吸附过程与复合毒性研究.

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SRIs) 是一类典型的抗抑郁药物, 因使用量大且在环境中难以降解, 已通过多种途径进入水体, 并在污水处理厂进出水、地表水及饮用水中被频繁检出, 因而受到广泛关注. 环境中存在的SSRIs可干扰水生生物正常生理功能, 诱发潜在的毒性效应, 进而可能通过饮用水或者食物链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 本文综述了SSRIs在水环境中的污染水平、来源与环境行为及其对不同水生生物的毒性作用, 旨在为新污染物的防控和水生生态系统的保护提供参考.

苦草 (Vallisneria natans) 是生态修复中常用的沉水植物, 然而水力扰动与水位变化对其生长及其水体水质的影响尚不明确. 通过设置不同水位 (45 cm和80 cm) 及扰动时长 (4 h和8 h) 的控制实验, 探究单一及复合水动力胁迫对苦草生理生化特性及水质的影响. 结果表明, 高水位短时扰动 (80 cm水位, 4 h扰动) 能显著提升水体溶解氧含量至9.1 mg/L (较无扰动组提高11.0%), 有效降低总氮 (1.85 mg/L) 、氨氮 (0.20 mg/L) 和硝态氮 (0.19 mg/L) 浓度, 并维持苦草最低的氧化胁迫水平 (过氧化物酶活性为5.73 U/(g·min), 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为17.6 U/g) 及最高叶绿素含量 (8.98 mg/g), 证实适度扰动可通过增强水体混合进而优化光能利用效率并促进植物生长. 双因素方差分析表明, 水位与扰动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五日生化需氧量、总氮等指标 (p<0.05). 本研究提出了“高水位 (≥80 cm) 结合短时扰动 (≤4 h)”的优化调控策略, 为城市景观水体生态修复中沉水植物恢复并与水环境协同改善提供了理论依据, 对浅水湖泊生态系统稳态维持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人工湿地通常作为污水厂尾水排入自然水体前的最后一道屏障, 其如何有效处理“碳源缺乏、高营养负荷”的尾水是亟需解决的瓶颈问题. 富铁基质因具有强吸附性、氧化还原性、生物亲和性的独特优势可为上述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新思路. 本文评述了富铁基质在人工湿地中的研究方向与热点, 并基于尾水湿地着重探讨了不同类型富铁基质对低碳氮比废水的净化效果, 同时揭示了富铁基质驱动微生物耦合铁-氮循环脱氮, 协同表面吸附、化学沉淀、配体交换和共沉淀除磷的增效机制. 并针对富铁基质人工湿地长期运行后可能出现的铁钝化与堵塞、铁死亡、反硝化副产物积累等问题, 从材料研发、系统优化、机理探究等方面对未来研究给予建议, 以期为提高污水厂尾水人工湿地净化效率及长期稳定运行提供有力支持.

为探究马利筋(Asclepias curassavica L.)、垂序商陆 (Phytolacca acinosa R.) 和水毒芹 (Cicuta virosa L.) 提取物对福寿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的毒杀活性、生理损伤及环境毒性效应, 通过浸杀法系统评估其在不同剂量和处理时间下的毒杀效果, 并检测肝脏关键生理指标变化及水质残毒. 结果表明, 3种植物提取物均呈现剂量-时间依赖性毒杀效果, 其中, 马利筋毒力最强 (48 h亚致死浓度 LC₅₀为0.270 mL/L), 是垂序商陆 (0.819 mL/L) 的3.03倍、水毒芹 (1.071 mL/L) 的3.97倍. 福寿螺肝脏生理指标检测显示, 马利筋和水毒芹诱导的毒性损伤最显著, 总蛋白、丙二醛、过氧化氢酶等反映机体健康状态的物质含量下降, 乙酰胆碱酯酶、谷胱甘肽S-转移酶、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等与肝脏的解毒功能密切相关的酶活性上升. 水质残毒结果显示, 马利筋对发光菌抑制率最高 (LC₇₅浓度下达到75%), 垂序商陆的生态风险最低 (LC₇₅浓度下抑制率为56%). 与传统化学杀螺剂相比, 马利筋和垂序商陆提取物均具有较高的生态安全性, 更适合生态友好型防控应用, 具有作为植物源杀螺剂的开发应用潜力.

污水处理行业作为关键碳排放源, 其减污降碳协同转型对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系统综述了支撑污水处理领域实现碳中和的各类新兴技术, 聚焦生物强化、资源回收与能源自给、新型功能材料、自然与混合系统、数字化协同耦合模式等核心方向, 阐释了不同技术路径的减碳机制与应用价值. 研究发现, 生物强化技术通过革新微生物代谢路径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与能耗; 资源回收技术将有机污染物转化为清洁能源, 推动处理系统实现能源自给并形成碳汇效应; 新型功能材料通过靶向捕集温室气体、强化电子传递等方式进一步降低碳排放强度; 自然与混合系统依托生态循环实现碳的主动固定与能量再生; 数字化协同耦合模式则通过全流程智能调控, 推动污水处理厂从碳排放主体转型为碳资产生产者. 当前新兴技术规模化应用面临微生物调控困难、监测体系不完善、碳核算标准滞后及经济成本与环境效益失衡等瓶颈. 未来需从技术研发、政策机制、产业生态层面协同发力, 通过强化功能微生物调控、构建模块化技术体系、完善碳交易政策与绿色金融工具等措施, 推动污水处理行业从传统能源消耗端升级为资源产出中枢, 为全球碳中和实践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恶臭已成为制约污水处理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瓶颈, 生物滴滤池 (Biological Trickling Filters, BTFs) 因能耗低、易维护被广泛采用, 但其除臭性能高度依赖填料特性. 以竹炭填料作为对照组, 系统评估了市政污泥热解炭 (污泥炭) 填料的除臭性能, 并比较了二者在常温 (25℃) 和相对低温 (15℃) 条件下对NH₃、H₂S及臭气浓度的去除效果. 同时, 结合微生物高通量测序分析, 揭示了污泥炭除臭的微生物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 污泥炭BTF在25℃条件下, 对NH₃、H₂S和臭气浓度的去除率分别达到88.4%、96.1%和87.8%, 与竹炭除臭水平基本相当; 当温度降低至15℃条件下, 污泥炭BTF的除臭效果相较于竹炭平均降低6.3%. 此外, 微生物解析表明污泥炭中富集的马赛菌属 (Massilia) 和微枝形杆菌属 (Microvirga) 等反硝化-硫氧化菌通过gln、glt基因驱动的谷氨酸合成途径与dsr、sox基因驱动的硫自养反硝化途径协同降解恶臭组分. 综合分析表明, 污泥炭可替代高成本竹炭作为BTF除臭填料, 不仅为BTF低成本除臭提供新视角, 而且也为市政污泥资源化提供了新途径.

硝酸盐作为稳定的氮污染物, 广泛存在于水体中, 其含量过高会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危害. 异养反硝化技术因其经济高效的特点, 被广泛应用于含氮废水处理. 在该过程中, 碳源作为电子供体至关重要, 当系统内碳源不足时, 需投加外部碳源以保障反硝化效果. 液相碳源反硝化速率高, 因其无需水解或仅需简单转化即可被微生物直接利用, 电子供体转移迅速、路径简单, 反应速度快, 但控制精度要求高, 过量投加易导致出水有机碳超标及二次污染. 固相碳源反硝化速率相对较低, 需先经水解或酶解为小分子有机物方可被利用, 碳源缓慢释放, 电子供体转移路径复杂而更持久稳定, 可减少碳源浪费与二次污染风险. 微生物群落方面, 液相碳源成分单一, 易使依赖该碳源的微生物成为优势菌群, 降低群落多样性. 固相碳源释碳过程复杂, 能富集多样化的功能菌群, 群落多样性更高. 在设备与成本方面, 液相碳源需高精度控制系统, 设备成本较高. 固相碳源流程简单、无需复杂投加设备, 天然材料价格低廉, 合成聚合物成本较高, 可能存在堵塞问题.

平原河网地区农业面源污染来源广泛、构成复杂. 尽管各地已针对该类污染开展多项治理实践, 但如何依据区域特点精准选择适配的治理模式, 仍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区域, 通过实地调研系统梳理该区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经验, 提炼形成农田内部生态改造、塘田一体化、农 (林) 湿复合3种核心治理模式. 为深入验证治理成效, 研究进一步聚焦塘田一体化及农 (林) 湿复合模式, 选取上海市青浦区、嘉定区、松江区的农业面源生态治理作为典型案例, 通过监测农田退水集中治理前后的水质变化, 定量分析主要污染物指标的削减率. 为长三角地区农业面源污染的系统化、精准化治理提供数据支撑与实践参考, 也为同类平原河网地区的污染治理模式选择提供借鉴.

为解决水污染源排放清单空间精度不足的问题, 本研究基于ArcGIS空间分析技术, 通过自下而上创新核算路径, 减小由行政区排放量向空间网格分配带来的误差, 形成网格—控制单元—流域三级尺度的空间高分辨率水污染源排放清单. 以具有典型黄土高原山区流域特点的南川河流域为研究区域, 全面梳理空间高分辨率水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过程, 核算南川河流域各类污染源的化学需氧量 (COD)、氨氮 (NH₃-N)、总氮 (TN)和总磷 (TP)排放量, 并通过单位面积污染物排放量统计及核密度分析, 揭示面源、点源空间排放特征. 结果表明: 采取自下而上的核算路径方法可行, 建立网格尺度的空间高分辨率水污染源排放清单体系, 有利于衔接当前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应用需求, 为实现流域水环境精细化管理提供支撑. 本研究的完成掌握了南川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情况, 污染物排放以点源为主 (COD和TP的贡献率分别为69.72%和80.16%), 其中规模化畜禽养殖业是核心排放源 (占COD总量的58.39%). 农村生活面源与城市面源污染不容忽视, 两者的COD排放量占全源排放量的近四分之一. 污染物排放空间分布高度集中, 沿南川河干流及东川河两岸集聚. 排放清单研究与南川河污染源排放数据有力地支撑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联合研究“一市一策”驻点帮扶工作,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山西省黄河流域水生态环境现状, 系统分析了当前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 重点从水环境质量、水资源利用效率、水生态系统健康3个维度展开剖析. 研究发现黄河流域存在以下典型问题: 汛期污染强度大, 部分河流水质断面不能稳定达标; 水供需矛盾突出, 生态用水不足; 生态系统脆弱, 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水平较低等. 针对这些问题, 提出了对策建议: 强化城乡地表径流污染系统治理, 推进水资源节约利用和再生回用, 加强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旨在为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质量改善提供科学依据, 助力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通过现场踏勘、资料收集、数据统计分析等方法, 系统识别山西大同市唐河流域环境应急空间与设施分布. 结合流域环境敏感目标和重点环境风险源的空间分布特征, 采用MIKE11水文水动力模型预测, 定量评估唐河流域不同情景下突发水污染事件的影响范围与程度. 基于“源头防控—过程阻断—末端处置”的全过程管理理念, 设计涵盖污染溯源、应急响应、协同处置的水污染事件环境应急处置流程, 构建包含组织指挥、技术支撑、物资保障、联动协同等维度的唐河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体系. 最后, 从流域统筹管理角度提出了流域风险防控措施建议, 为跨省界河流环境风险管理提供了参考.

为了掌握上海环城绿带公园近岸水体福寿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的入侵现状和影响因素, 于2023—2024年对上海环城绿带公园近岸水体进行调查, 分析了福寿螺的时空分布和密度变化. 结果发现, 福寿螺主要分布于宝山区、普陀区、嘉定区、长宁区及浦东新区的公园水体中, 公园水体外源性输入与福寿螺密度有正相关性; 7—9月为福寿螺活动峰值期, 7—8月为产卵高峰期. 对上海环城绿带公园水体的福寿螺密度与环境因子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进一步解析, 结果表明, 水温是影响福寿螺分布、活动及繁殖的关键环境因子. 水温和气温与螺密度、卵密度呈正相关; 螺密度与电导率、浊度呈现正相关, 与沉水植物密度、总氮(TN)、硝态氮(NO₃^–-N)呈现负相关; 卵密度与NO₃^–-N、溶磷(DP)呈现负相关, 与氨氮(NH₃-N)呈正相关. 入侵程度以“零星发生”为主, 部分点位入侵程度甚至达到“严重发生”, 上海环城绿带公园亟需对福寿螺进行防控.